中信泰富使命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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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警方搜查中信泰富的辦公室，預示了該公司涉及「炒燶」外滙的情況可能比當初公告遠為嚴重；昨天中信泰富發布公告，指兩位創始人榮智健和范鴻齡辭任主席及董事總經理，由中信集團總經理常振明接任兩人職務。
炒外滙或衍生產品導致巨額虧損，在中資企業屢見不鮮，非獨中信泰富一家遭殃。里昂證券去年十月發表一份研究報告，列出了該公司追蹤的所有境外中資公司，結果發現除中信泰富之外，中國中鐵、中國鐵建、湖南有色、中國高速傳動等都因沾手外滙期貨衍生產品而招致損失。現在國家鼓勵企業走出去，而在海外進行巨額收購或投資時因付款期較長，一般需要分期支付，企業經常會面對外滙風險，為了對沖，企業都會進行外滙衍生交易，而手握大量資金的中資企業由於主管人員絕大部分不是資金的主人，往往難以抗拒「落場博一鋪」的誘惑，買賣超過實際需要的外滙衍生工具，遇上市況逆轉時就難逃沒頂命運。
中信泰富出事，緣於為在澳洲和歐洲購買的設備和原材料作對沖風險，需要澳元和歐羅；為了鎖定美元開支的成本，集團簽訂了一批外滙合約，但這些外滙合約的收益與風險完全不相配（據中信泰富和澳洲鐵礦簽訂的各種資本開支，該公司對澳元需求為十六億澳元，但買入的外滙合約卻高達九十億澳元），投機炒賣的性質相當明顯。
中信泰富外為民企、內屬國企，最大單一股東中信（香港）集團（母公司為中國中信集團）持有中信泰富百分之二十九股權，但由於中信泰富早在一九八六年在港上市，是最早在本港落地生根的紅籌公司，在投資決策和業務發展方面，中信泰富的國有色彩極低，但骨子裏其國企特色令中信泰富跟內地其他國企一樣，傾向在金融投資市場作豪賭式的投資買賣；在中信泰富之前由於有數家內地國企先後公布因炒賣招致嚴重虧損，國家審計署、國資委在去年對央企和中資金融機構開展了專項審計調查，重點在查找金融外滙資產的風險隱患；很明顯，國企管理層是以「公家錢」在市場炒作，因此分外大膽，中信泰富是否也因為「國企」的性質，深信即使虧損也會有國家資本作後盾提供無限量支持因而放膽投入炒業？中信泰富由母公司出手相救早有前科，在九六年榮智健及公司管理層向北京提出增持中信泰富股份，北京中信以二成五的折讓價向高層配售，希望協助中信泰富「分家」自主，但後來遇上九七亞洲金融風暴，榮智健用作抵押融資的股票價值大跌，最後要由北京中信出手相助才穩住榮智健的控制權。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政府為了向資本主義學習，由國務院先後設立了光大和中信兩大公司，以國家資本為基礎，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矩辦事，但由於中國「共產」了近三十年，資本家早在大陸絕迹，結果光大和中信分別由解放前的資本家王光英和榮毅仁出掌，事隔多年，這二位「紅色資本家」對資本主義遊戲規則一無所知，光大先後作出了多項「驚人」投資，結果都一敗塗地，後來沉寂了一段長時間，現在光大系的公司已非當年面貌。中信系的發展方針較為穩健，中信泰富在香港紮根，憑其跟北京的獨特關係，在香港回歸前後代表中國政府入股幾家「敏感」的英資企業，成為一家以投資持股為主業的公司。有中國政府作後盾，中信泰富在香港的收購無往而不利，但缺乏經營業務及在市場競爭的經驗，終於在這次「走出去」收購澳洲礦業一役中慘遭滑鐵盧！經過這次高層大震盪之後，中信泰富也許要重新定位，到底是回歸成為一家純國企，還是繼續過去的「曖昧身份」。不管未來變化如何，像中信泰富這種窗口式的紅籌企業，其使命應該正式告一段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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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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